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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棋推演的各国应用

发布时间:2019-09-11 12:2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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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军的高级将领曾给美军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写到“德军把兵棋用作一种广泛使用的工具。兵棋(kriegsspiel)这个词意指很多种不同的活动。兵棋除了能协助训练各级军官这一主要目的之外,它还是测试新战法、检验作战原则的手段。” 在它作为测试新方法检验作战原则的手段方面,最早的使用出现在普鲁士/德国阿尔弗莱德·格拉夫·施里芬兵团。

  施里芬于1892年到1906年期间领导德军军队,欧洲列强策划的激烈战争恰在这个期间上演。施里芬借助兵棋和兵棋技术,依靠参谋和实兵演习,来检验他为对抗法国所制定的各种计划,而且不止对抗法军,因为法军有可能得到英国和俄国的协助。尽管1914年施里芬的计划由于被由年轻将领小毛奇领导下的德国军队修改并实施而导致惨败,德军仍继续使用高水平的兵棋推演,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战斗中亦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1918年德军的最后入侵,德军在很多次战略级兵棋中检测操练他们的最后一着攻击计划,而所有检测的结果都预示了他们不太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期间德国兵棋种类繁多,分为战术级和战略级。此外,德国还率先发明了一套新兵棋,就是现在的政治——军事兵棋。1929年,一位叫做曼施坦因的军官提出了一种兵棋想定,假设刚大败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新波兰军进军德国领土这样一个局面。后来,曼施坦因成为希特勒手下最出色的将领之一。

  这套兵棋并不是纯粹军事性的,外交大臣被请来扮演联盟国的将领,以及德国和波兰的重要政治领袖和外交领袖。德国使用兵棋也有其传统的原因,新的作战原则的灵活性和火力在兵棋中得到检验,所使用的策略和战术还要与假想敌相符合。其它的兵棋从某种程度上舍去战术推演而集中于探索后勤和运输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早期,菲尔德·勃洛姆堡元帅设计了几套高水平兵棋。研究“军事和政治形势给德国国防带来的问题,特别是要为战争中最高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和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高级指挥部在所有重要领域的联合行动奠定一个理论基础。” 战役级的层面,1936年贝克将军进行了推演,力图为全军准备一部新的现代战役级兵棋手册。他和他的同行一致认为他们所想出的策略对那个时代的战争新形势有用,于是,他们召集经验丰富的军官“用兵棋测试这些策略”。“然而,贝克将军一直强调说,他发现在兵棋中获得的知识永远也替代不了实际战争中得来的经验……兵棋只是诸多用来认清未来战争具体需要的其中一种手段。” 两年后的1938年,这位贝克先生,作为军队将领,指导完成了一套兵棋来探究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行性。他用这场兵棋推演的结果试图说服希特勒,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只会给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带来灾难性后果。” 贝克没有说服希特勒,还由此被革去职务,慕尼黑协定阻止了德国人去发现贝克的兵棋是多么的具有预见性,但结果导致1939年一败涂地,比贝克描述的还要惨重。在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时期里,政治紧张形势愈演愈烈。

  德国海军将领卡尔·邓尼兹将军认真地考虑了他的U型潜艇应当怎样在未来战争中抵制英军。此前在对护航舰的袭击中他已经发明了“狼群战术(Wolfpack)”,随着战争的迫近,他还通过使用兵棋探索他所提出的战争理论中的战术和战役问题。 1938年到1939年度的冬天,我举行了一次兵棋推演,想借此来检验一下关于在广阔的大西洋中作战的问题,包括指挥和组织、敌军护航的方位、和最终进行攻击的U型潜艇的集结问题。双方都没有什么限制,负责护航的军官可在整个大西洋进行布置,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各个护航队不同的路线。

  1·如果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敌军在护航队中组织了商船,我们就应该要求至少有三百艘可进行军事行动的U型潜艇,这样才能成功地发起战斗来对抗他的舰只……如果这些能做到,我相信自己能取得胜利。

  2·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完全控制U型潜艇的行动范围,或者要控制它们与指挥官统率的U艇的联合行动,看来不太可行。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U艇在寻找护航队中的行动和战术性组织工作应当由U型潜艇指挥部来统一指令,但实战行动应由U艇编队的下一级领导来指挥,尽量远离敌军,远离海面。

  3·我们已经有U艇编队可用,而且根据建造优先权和建造速度有望得到更多,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不应在对付商船的战争中有什么困难可言。

  我把结论写进了备忘录,交给了当时的舰队指挥部和海军将领。舰队指挥部毫不含糊地支持我的想法。

  战争最终来临,比邓尼兹的预计要早得多,兵棋帮助他充实的理念被证实,这一切对联合行动实在是太有效了。

  面对二战的到来,德军在各种形势下都广泛使用兵棋。在1940年法国和低地国家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前,以及而后的1941年入侵苏联之前,人们用各种兵棋来“为军官和士官的军事行动作理论准备。每个人,下至连级指挥员都对他将要面临的敌军和地势有个清楚的了解,熟悉自己的首要任务和将要克服的困难。由于准备充分,战争开始的前几天里都按原定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一个地方需要上级的干预。”

  最后,用霍夫曼的话作为对二战期间德国兵棋描述作结尾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对最著名或者至少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兵棋推演作了描述。那是发生在1944年11月2日在美军攻打德国齐格菲防线期间,兵棋以第五装甲集团军为场景,以下是霍夫曼将军的描述:

  在集团军指导下,部队进行防御训练,以抵抗美军对第5和第7装甲军接合部的攻击。指挥官和骨干军官在总部集合。图上推演刚开始,他们接到一个通知:迹象表明,一支强大的美军部队在霍尔登-哥莫特地区发起了进攻。莫德尔元帅下令,除了直接受到攻击的部队将领马上迎战以外,其他参与者都要继续兵棋推演,以前线最新消息作为推演参考。

  接下来几小时,前线情况和兵棋中推演的一样,变得很紧张,甚至预备队(第116装甲师)都不得不用来抵抗敌军。当时该师指挥官范登堡将军正在指挥所里推演兵棋,他收到来自集团军的一个又一个命令,说战场告急。几分钟后,范登堡给他的属下发出行动命令,这些情况是他刚从兵棋推演中获得的,绝不是纸上谈兵。军团立刻付诸行动,战场情况就这样把一次简单的兵棋推演变成了严峻的现实。 比起其他欧洲国家,俄国接受兵棋更晚一些。但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兵棋技术在俄国还是成了一种广为接受的军官训练项目。根据1875年第28号和1876年第71号作战部军令要求,军官的系统性训练应当在团级和营级军官的指导下以书面的练习和战术演讲为手段来推进。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空间和相应的设施,兵棋就能够照其指令进行推演。 20世纪早期,更多的高级军官参与到大规模的兵棋推演之中,海军兵棋也提上了日程。

  然而,俄国兵棋的推演结果并未成功。1903年作战司令部第85号文件正式把推广遭到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指导者没有能力激起人们对兵棋的兴趣;而且太拘泥于固定形式,缺乏好的指导者;高级将领对此缺乏兴趣;参与者对三军的战术掌控不够熟悉。” 1904-1905年战争中俄国败给日军,这激起了高级将领对兵棋的兴趣。随着1914年战争乌云笼罩全世界,俄国总参谋部推演了一套兵棋来检测他们对德军的作战计划和对东普鲁士的首次进攻。

  俄国计划用两个方面军进攻,一个方面军向马苏里湖北侧进军,另一个方面军向马苏里湖南侧进军(见图1)。他们用兵棋检验此计划,其过程暴露了一个致命缺陷:由于两个方面军的分离和该地区的地形特点,适时地前出至关紧要。如果其中一个方面军出击太晚,另一个就会受到德军的大规模袭击。这次兵棋推演说明,要想避免全军覆没,俄国第二方面军必须先于任宁坎普夫的第一方面军三天开始行动。“兵棋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但这一行动没有包括在计划内,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根本就没有顾及到。”

  德国的兵棋推演在出击俄国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德国把教训铭记在心。在后人所知的坦宁堡战役中,德国第八军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领导下,一举歼灭了俄军两支军团。不幸的是,兵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对俄国军事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少有资料记载。 尽管早些时候有人就开始零星地推演兵棋,但是一直到法国――普鲁士战争之后,兵棋才开始在英国军队逐渐流行,之前少有问津。皇家炮兵部队的巴宁上校在1872年向军队介绍一套兵棋规则。巴宁上校的兵棋规则源于冯·奇斯驰维茨,也就是后来以严格著称的德国兵棋学校。

  之后十余年,兵棋在英国军队中获得很多认可,这足以使剑桥大学的校长在1883年以官方命令的形式正式向军队颁布。又过了几年,一套英国专业兵棋的官方兵棋规则正式印刷发行,名字叫做《地图上的兵棋行为规则》。在19世纪晚期,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兵棋风云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极负盛名的军事改革家斯庞瑟·威尔金森。

  在他的著作《兵棋随笔》中,威尔金森把兵棋描绘成地图上的军事全攻略,这和赛伊尔(Sayre)先生使用的前提条件基本吻合。他谆谆教诲:“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可能任何形式的军事研究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不能正确应用的话,一切都不可靠。”对于威尔金森来说,兵棋对于参与者在提升技战术水平的理解方面在原则上来讲都是大有裨益的。“它和真正的战争相比,只不过少了一些危险、一些疲劳、一些责任和遵守军纪方面的冲突。”在实际战争中发生的一些次要的细节往往至关重要。“于是问题就来了,在余下的被说服而改变想法并返回之前,到底有多少人必定伤亡?”这样的对“冲突”的强调,和对“假定不可预知因素对双方都是平等的”的强调,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伪装出现。

  菲利普·H·哥伦布上校在1878年发明了一种“舰对舰”的兵棋,他为此也注册了专利,此后皇家海军开始对兵棋趋之若鹜。哥伦布上校的兵棋名字叫做“决斗”,它模拟两艘誓不两立的舰队决斗的具体细节场景。也许作为第一个真正的海军兵棋,它引起了法国还有意大利海军相当大的兴趣,《Revue Maritime et Coloniale》和《Rivista Marittima》两个评论的出现即是明证。

  威尔斯认为英国军队中对德国兵棋普遍缺乏兴趣,兵棋从未真正在英国正规王牌军队里引起关注。同样,哥伦布的兵棋也没有在皇家海军中形成气候。

  兵棋,尤其是带有战略级的兵棋在冯.施里芬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当中相当流行,但是它对英国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上并没有对德国的影响来得那么深刻。也许这是因为英国人倾向于“保持传统、相信直觉,况且在军队中也盛行对‘专业主义’的抵触情绪。” “然而,这里至少有一个例外,就是有一个时机,当典型的德国思维方式被用于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英国军队作战的潜能在一场主要的欧洲战争中被激发了。”

  在1854-1856年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以后,出于对沙俄帝国的恐惧,英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深受影响。确实,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海军舰队从波罗的海出发,准备到对马岛海峡,但这注定是厄运连连的航行,因为英俄之间的一系列正面冲突的危险性一触即发。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一些远见卓识的官员开始注意到了英德之间的贸易竞争,以及德国试图谋求同等的制海权或者充当海上帝国的重大变化,他们把这一点当作更加严重的威胁。

  《德国对不列颠直接入侵探源》,这一篇讨论的文章出现在德国的媒体上,但在1905年就给另一个可能性事件让路了。这个可能性就是英德两国的战争可能起源于德国违反比利时中立和约并同时攻击法国。也就是那一年,英国新一届军队高层决定在兵棋上探讨这个可能性。“我们认为兵棋的初衷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它成了未来若干年英国军事规划的直接基础。”

  想定,我们今天通常这样称呼,假设在1905年德国和法国之间已经爆发了战争。两个月来,德军一直在强攻同一个地区,而在法国――普鲁士战争期间也攻打过这一地区,就是色当(Sedan)和比尔堡(Belfort)之间这一线(见图二)。由于在这一带受袭,德国决定派出超过两万五千人穿过比利时从侧翼攻击法国。英国作为比利时中立和约的监督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卷入战争。

  这是一套三方兵棋。C·E·考维尔(C·E·Callwell)上校(在1914年成为代理指挥官的时候可能患上严重的幻觉记忆症)扮演英军总司令。罗伯特森少将(军情部外军分部负责人)扮演德军总司令。比利时军队由名为A·林登-贝尔指挥。几名军事作战和情报参谋在兵棋推演中提供协助。

  兵棋最闪光之处在于几个有趣的洞察力,其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在既定的时间内把英国最尖锐的部队顺利地穿越海峡运送到对岸。“然而,兵棋得出的最深远的结论,就是由于德国入侵比利时可以预见其成功,那么法国单靠自身的力量一定抵挡不住德国的进攻。这就导致了在1906年之后与法国的对话,导致了英法协定的诞生,法国借此在1914年进行了动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更多关于英国专业兵棋推演的消息是有限的。可能兵棋推演技术的运用方面最有名的例子集中于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在二战期间的活动。

  蒙哥马利,这位英军的最高指挥官在埃及北部的阿拉曼地区与德国纳粹将军隆美尔正面交锋,他发明了一套诡异的指挥方式。尤其是在制定作战计划的关键阶段,蒙哥马利就会离开他的司令部,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对他的选择进行斟酌,完善他的计划,这样他的思维可以不致于被一天接一天的繁忙公务打断。他的参谋长定期到他的私密住所,带来一些最新的作战情况,回去的时候带走一些他的最新命令下达给部队。

  在这个紧张的计划阶段,蒙哥马利会和他的军团将领一起,用兵棋式的演练来检验他的想法。“每一位参加者都要经过具体细节的测试,能力、要求、对敌军的反应,以及在面临相关的形势和计划时,他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蒙哥马利要求他的情报军官能够打赢即将来临的战争,他将敌军的部署和他自己部队的部署都摆在图纸上。参谋们要把他们自己想象成敌方,像敌军一样做出反应,站在跟蒙哥马利对立的立场上,来推演这个奇怪的令人着迷的室内游戏,以期亦步亦趋地对抗英军。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将此当作计划性练习,而蒙哥马利不同,他潜心地推演,并竭力地把自己放在隆美尔的位置上来思考。他通过对敌方的仔细研究,准确地预见敌军的行动;他还总是问自己:如果是隆美尔,他会怎么做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时间里,英国的兵棋推演并不完善,甚至会被所谓运筹学的新技术所取代。美国的兵棋推演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甚至比英国方面还要不稳固。 兵棋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更加曲折。美国从传统上就对所谓军事专家的地位不信任。而且,他们似乎没有迫切的需要来发展兵棋。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美国部队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小据点驻军的形式。内战期间在南方作战的大批部队消失了,而且看起来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再需要他们。然而有几位预言者大声呼喊,他们意识到,美国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已成为联邦和盟军统帅部的核心力量。一旦又有欧洲列强威胁,这些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又要再次被征召来率领这个国家的部队投入到战斗中去。如果美国部队要为此做准备,那么他们就需要补充一些领导大规模部队作战的经验。欧洲新兴的兵棋游戏看来是一个补充经验的好工具。 W·R·利沃摩尔(W·R·Livermore)是把德国式兵棋推演介绍到美国的典范人物。1879年他出版了他的上下册著作《美国兵棋》。基于诺曼上尉(Captain Naumann) 的作品,利沃摩尔的体系是严格式兵棋的衍生。为了解决兵棋的常见问题,尤其是推演时间长的问题,利沃摩尔没有在程序上做文章,而是直接在寻求技术方法上下功夫。代表作战单位的棋子由瓷块、金属和木块来充当。他们被染成传统的红色和蓝色,同时还运用了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金色或绿色,来区分不同的战斗部队和诸如工兵这样的特殊单位。棋子的大小刻得是有讲究的,这样,同种材料的棋子能用以代表不同大小的作战单位。据地图的规格来看,木块中最长的能代表一个团的步兵战列(相当于1,000人肘挨肘地站成两列),或者相当于把一队64人的散兵展开在160码的区域内。棋子不同的面都刻有小的线或块,叫做点数。点数的多少清楚地表明一个单位所损失兵力的分数。特殊的棋子用来记录军火弹药级别、后勤实力、构筑堑壕与碉堡时花掉的时间。通过这些方式,利沃摩尔希望减少一些文书工作,以免使严格式兵棋看起来更显复杂。为了显示部队的机动和开火,利沃摩尔借用了两种不同的物理指示器。“箭头”一端尖,一端圆;“指标”形状像剑。箭头和指标都用垂直线来标示,垂直线等份,也叫点数。

  箭头用来指示开火的方向和数量。同样道理,剑用来指示行军的方向和速度。这样,推演者只需要正确摆放图标,就能够把命令传达给他的部队了。不幸的是,通过减少书写节省的时间一般都很少;而如何摆放图标、把他们摆放在何处,需要推演者仔细地精确地来做,这显然需要推演者花大量的时间来调整他们的装置。

  尽管利沃摩尔寄希望于科技,希望科技能解决加速兵棋推演进程的问题,但实际经验却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他的装置的复杂性和人工性要求推演者--尤其是裁判员--花大量的时间掌握推演方法,无论他们有多聪明。其中的细节和对规则和材料的理解几乎能含盖所有可能会出现的实际战斗情形。

  但利沃摩尔自己认识到这些装置和资料实际上并不能把兵棋推演加速到如他希望的那个程度。他反而鼓励裁判多多地依靠判断和经验,依赖他所提供的大量数据的指导,而不是单单靠计算。1882年的版本中他写道“如果说这些计算是多余的也不过分,而且甚至是不能要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推演者和裁判有了一点经验之后,尤其在他们对军事行动操作都很熟知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便于和加速兵棋的推演,而不是不恰当地延迟。”

  利沃摩尔的兵棋显然属于德国流派,在一些美国士兵的眼里,它不适合美国的特殊情况。最尖利的批判要数查理·A·L·多顿中尉了,他于1880年出版了自己的关于兵棋技巧的著作——《策略:基于军事原则的美国兵棋系列》,时值利沃摩尔的第一版本畅销期。

  多顿写书的目的在他书的扩展名中写得很清楚了:“(这本书)为学习战术研究、宏观战术、策略、军事历史、和各种战争军事行动的学习者--包括初学者和高阶学习者--所设计。另附有应用于地图上的战争的、在军事统计表方面的研究。”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呢?

  由于在多顿的著作完成以前,美国没有国外的兵棋体系,所以他能提供一个真正独特的美国视角。他不像利沃摩尔那样,避免直接跳到一种已成文的兵棋的复杂的细节上去,相反,他把自己的兵棋从简单到复杂推向前进。通过他渐渐详尽的推演方法,多顿在他的大的战术和战役兵棋中对不同级别的推演都有所触及。他希望帮助初学者向更高级前进,这在他的高级兵棋书里有讲述。

  现代的兵棋爱好者会发现很多与多顿兵棋相似的内容。它用到的哲学、物理知识、甚至一些基本的概念(像部队单位的堆叠和统领地区--叫控制区)都跟现代兵棋的基本因素出奇地相似。

  不幸的是,20世纪来临之际,多顿的面向平衡、进步的研究方法和兵棋的推演好像陷入了对德国军事的盲目赞同。世界大战迫近之际,美国的兵棋试验在继续,但收效甚微。

  1912年,威廉·张伯伦设计了一套海上炮兵兵棋,这是专为炮兵和陆地防御部队设计的,让他们用以为战时之需训练炮兵军官。张伯伦对这个题目不太满意。胡夫曾引用过这套兵棋第一版的序言:“很遗憾,找不到更能说明其目的的书名,现在这个名字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精挑细选的。”然而,部队对兵棋这个词的反感并不能阻止他们对《美国科学杂志》的热爱,这本杂志曾于1914年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描述军事学院的兵棋。这篇文章说到这项技术“是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不可或缺的”,兵棋并不是用来“看谁会赢,而是用来得出结果、积累经验,在失败中收益。”

  沿袭着SAYRE的传统,陆军总参学校出版了一本名为《地图问题的解决方法》的书。据说,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带来“个人的正确思想状态,使他们在面临某种形势的时候,充满自信地去寻求解决方法,看透事物的必然联系,权衡条件的利弊,最终适时地作出完美的决定。”

  20世纪30年代晚期,尽管有些主张认为陆军战争规划部应使用兵棋来探究美国的动员计划,但是总体上来说,美国兵棋更侧重于其训练和教育功能,而不太重视规划和分析。海军军事学院的经验是个例外,这个我们下一章再讲。

  对美国军队而言,兵棋就是“Kriegsspiel”,而“Kriegsspiel”就是训练。《军事周报》1941年3月版表明了陆军对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态度。那刊杂志刊登了一篇译作,是科臣豪森将军撰写的德国专业兵棋的小册子。据期刊的编辑们说,“训练将领和军团军官,没有比兵棋更好的方法了,也非常接近,因为它跟实际的战斗很相像。它要求对部队的任务制定明确的决心,同时它也可以用来在部队的时间和空间方面做出准确的引导。”

  跟英国一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运用兵棋(区别于运筹学)的历史,证据不足。其中一个例子取自美国第九兵团史,1944年12月阿尔登战争之后,第九兵团变成了奥玛尔·布莱德雷第12兵团,受蒙哥马利第21兵团的指挥。作为部队合并到新司令部过程的一部分,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完整而正式的“态势估计”。各个独立的兵团把他们的计划拿到联合会议上展示,其中所有的指挥官和主要的参谋官员都出席了会议。这样,各部队都可以了解他们同事的计划和基本考虑。这些计划“被作为兵棋在地图上进行即时推演,如此,就可以对未来的行动做一个很详细的预演,也可以对突发事件做一些细致的讨论。” 当然,正如蒙哥马利所推演的兵棋一样,这种与战斗同时进行的计划推演,并没有遵照战前流行的兵棋正式体系那样展开。

  看来英国和美国都不太承认二战结束之前的兵棋的潜在价值。就像它刚在普鲁士被发明的那个时代,兵棋很难真正吸引英语国家的人们。英国和美国的军队都认同兵棋的潜在的训练价值,他们甚至运用兵棋的技术来检验战争计划。然而对它在战争行动研究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却不甚明了,使这一老方法应有的贡献不那么明显。唯一例外是兵棋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发展和应用。 就在“广大兴号事件”造成台湾地区与菲律宾关系紧张之际,2013年5月28日搭乘云豹装甲车,进驻台北圆山指挥所主持“政军兵推”。此次推演还以东部、南部海域发生军事冲突,针对区域政治、经贸、交通等危机,进行模拟与应变训练,引发外界诸多想象空间。对于这次兵推演练相关海域军事冲突,台安全部门人士解释,演习想定早在2013年初就拟定,并非针对“广大兴号事件”。演习着眼于验证危机阶段当局运行机制,与“外事关系”及两岸政策无实际关联。

  台湾安全机构表示,2013年的政军兵棋推演,是以在东海、南海发生军事冲突,对区域安全、经贸交通等产生冲击,对台湾安全及两岸也产生重大影响,相关部门进驻“政军中心”,跨部门危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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